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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2019-10-09 05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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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研究心得】

  作者:江林昌(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考古发现与先秦史诗、颂诗”负责人、山东大学特聘教授)

  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讨论荷马史诗开始,世界学术界对史诗的讨论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,例如西方的“荷马诸问题”“莪相史诗问题”“伦洛特史诗问题”,中国的“少数民族史诗问题”“汉语史诗问题”等。其中,“汉语史诗问题”是中国学术界一直努力却仍未解决的难题。

  汉语史诗具有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

 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“荷马史诗”等资料归纳总结的,其要素有三:是长篇巨制、有神话故事、有作者。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,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。19世纪,黑格尔曾在《美学》中断言“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”。20世纪,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,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,均不够准确。

  随着考古发现所提供的实物资料越来越丰富,20世纪80年代开始,中国学术界开始了从总体上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宏伟工程,并得出中华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等结论。这是汉语史诗形成发展的具体背景。

 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,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,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,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。其一,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,如虞族内流传的是《韶》乐,夏族内流传的是《九歌》,商族内流传的是《商颂》等,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,如《荷马史诗》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。其二,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、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“天体日月崇拜史诗”“山川土地崇拜史诗”“祖先世系崇拜史诗”等类型内容,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“英雄史诗”不同。其三,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、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“图”“话”结合到后期的“图”“书”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。“图”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,“话”与“书”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。

  立足中国、借鉴国外,建构汉语史诗理论体系

 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,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。中国的汉语史诗,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,是宗教、政治、伦理的三合一,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。也正因为如此,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、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,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。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、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。由于在宗庙里演述,包含宗教、政治、伦理等内容,所以汉语史诗又称“颂诗”“雅诗”。此外,据甲骨文、青铜铭文可知,汉语史诗还被称为“祝”“典”“册”“史册”“作册”“爯册”等。总之,汉语史诗在内涵、外延、称谓、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。

 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,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。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第三卷表示,要把荷马等诗人驱逐出他的《理想国》。朱光潜在《西方美学史》中指出,这是因为“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”。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,一方面,农耕生产、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,宗教、政治、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,神话思维、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,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;另一方面,社会开始转型,理性思维张扬,宗教、政治、伦理逐渐分离,出现了诸子争鸣、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。

 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,血缘部族内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,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,创新形成汉语新史诗、颂诗。这些汉语新史诗、颂诗,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、集体意识等,又发展了理性精神、个体意识、哲学思维。汉语新史诗、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,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、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。这些价值观念,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、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。

  总之,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,立足中国实际,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,概括汉语史诗概念、术语,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10月09日?11版)

[ 责编:徐皓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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