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推理或侦探故事而言，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，都不是单纯的智力游戏。一个推理故事的目的，不仅仅是找出凶手或解读真相，而是要通过小概率案件，以其他文艺作品难以达到的冲击力，展现善与恶、美与丑。

原创枯竭、知识泡沫，成为数字时代的知识状况。这一问题的本质正是数字时代我们面临的知识危机。对于求新求变的艺术创作和以培养创新思维为使命的艺术教育来说，改变这一现状迫在眉睫，而重返经典、重拾启蒙无疑是两个有效的路径。

翻译是一种艰苦的二度创作，必须静下心来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9月20日晚，我国著名翻译家、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克鲁因病去世。近六十年来，他的译著坚持高标准严要求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

近年来，综艺节目在内容和模式自主创新、引发观众共鸣等方面取得亮眼成绩。不仅如此，综艺节目积极探索纵深化、融合化路子，不断切入各个垂直领域，追求与相关行业的协同效应，成为引领文化风尚的新抓手、新入口。

《花木兰》欲以中国故事包装西方内核、承载现代主题，但这样的杂糅使情节不合逻辑，人物粗糙扁平。究其根本，影视作品要想讲好中国故事，绝不能只将不同价值表达进行简单杂糅，而需要发自内心的诚意与理解。

脱口秀映照出相声严重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的保守，这是相声界长期存在但往往被人忽视的现象。脱口秀在中国方兴未艾，那野蛮生长的活力与锐气，正是激活传统相声的生命力、使其充分现代化最为需要的。

克里斯托弗·诺兰的电影最大的迷人之处，来自对观众智性和审美的尊重。诺兰从不墨守类型电影的成规，即便如“蝙蝠侠三部曲”这样典型的漫画改编商业电影，也要融入科幻、黑帮、黑色、成长等类型元素，赋予影片更复杂的感观和更深长的人文思考。

作家的一生如同在书写长信，有的投向具体的目标和地址，但大多漫无边际。他向社会讲述一些事情，用各种口吻、说各种故事。仔细看作家的传记，便会发现那些杰出的作家，通常拥有和一般人不同的童年。人们常常讲“严父慈母”，双亲对后代成长当然是至关重要的。

14世纪中叶，黄公望在其晚年，游历富春山水，创作了传世名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。而电影《春江水暖》开篇即以一段文字：“富阳有一江名曰富春江，有两山名曰鹳山与鹿山……”引出影片在美学追求上的意图。

在传统性别观念中，每个时代，社会对女性的规训都大体相同，并为女性群体贴上了一些固有标签，男性往往顺应过往的刻板印象去评价女性，而女性则在被动地满足着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期待。但李雪琴的崛起故事的刷屏打破人们对网红、学霸的惯性思维认定。

国内首部抗疫题材电视剧《最美逆行者》，抛开了过去主题先行，人物往往被动服务于主题的表达方式，也没有完全采用虚构的手法。作品采用单元式叙事，七个不同的故事通过巧妙联接，全方位展示了在武汉抗击疫情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各类人群。

近年来，很多日本影视作品将镜头对准面临各种困境的女性，这些作品大多直接取材于现实事件，通过影像在原本平面的新闻报道中探寻立体的生活原貌，将悲剧背后不为人知的心酸和苦楚展示在大小屏幕上。